作者：云理轩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要求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中国梦的云南篇章”。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5年考察云南，再次强调云南要“努力在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是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对云南提出的指导性定位，明确了云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角色。5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围绕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一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加快产业及经济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云南经济总量排名从24位上升为第18位，云南省情发生了新的变化，云南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指数不断上升，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地缘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云南地处祖国西南部，属于横断山区，同三个东南亚国家接壤，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的国际通道，有着肩挑两洋、面向三亚、通江达海、民心相通的地区合作优势，有着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地缘因素优势。纵观云南的开放发展史，地缘经济一直是云南自汉朝以来得天独厚的优势，开辟南方丝绸之路直达天竺、远至大秦，云南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二战期间开辟的中印公路为中国抗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地缘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地缘优势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优势，而是地缘要素的集合优势，它既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势，也包括因其地理位置而获得的体现在地区和国际交往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优势。云南与缅甸、印度、越南接壤，既具有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开发基础，使云南向南亚东南发展地缘经济具备了便利的区位优势。

　　（二）古老传统的贸易优势。从西汉开始，中国的先民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四川成都到滇池沿岸，经大理、保山、腾冲出缅甸达印度的“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云南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二战期间为打破日军的军事封锁，中、美、英三国通力合作，修建了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开辟了我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陆上大通道，成为了抗击日军的输血大动脉，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二战结束后，这条路一直是中国与缅、印、孟诸国进行民间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三）互利共赢的政策优势。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幅员辽阔的国家，两国都渴望建立多极世界格局，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有通过以地缘经济的投入来进一步拓宽中印双边关系才能使共同的理想得到实现。5年来，中印两国高层领导的互访，为双方多渠道、多层次领域的开发合作提供了政策优势，云南与东部沿海各省的差距是由于对外开发的力度、广度、深度不够造成的。基于此，全省已形成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共识，正在创建优良的投资环境、提供互惠双赢的政策支持，积极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地缘经济的制约性因素

　　（一）存在阻碍地缘经济发展的地理困境。云南通往东盟、南亚须经过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等大江大河崇山峻岭，这种高山峡谷相间的地形，使得河流互不相通，急流险滩多、河道狭窄陡峻。云南通往缅甸南亚的地理困境造成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修建造价极高、难度大、时间长，难于吸引外资投资铁路、公路建设，也造成滇西与缅甸及印度北部社会经济相对不发达，本地市场狭小。云南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优势和潜力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多种文化的并存影响了主体文化的形成。云南文化是多种文化并存的聚合体，不仅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边陲文化、佛教文化及侨乡文化的影响。云南文化未能形成一种像晋商、徽商重视商业发展的主体文化。虽然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为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浓厚的历史文化条件，但缺乏重视商业发展的主体文化就使得推动保山经济发展，商业贸易则缺少一种精神动力载体。

　　（三）缅甸政局的长期不稳定和政策的多变。缅甸是云南通向南亚的必经之地，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内部政权的更迭，造成缅甸政局的长期不稳定性和政策的多变，缅甸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日益艰难，尤其是缅甸北部地区长期实行军政，经济落后，客观上制约了双边经济贸易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

　　（四）中印两国关系影响了双方区域合作。印度对中国的定位上一直在“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之间徘徊。合作主要表现在全球层面上，寻求国际关系民主化、保护环境及亚太地区一体化，而竞争则主要体现在双边和次区域层面上，由于中印两国没有共同的对手，双边又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关系比较复杂多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