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锋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之一，晚年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缅怀恩格斯的这一历史性贡献，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和原理化

　　如何使马克思哲学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学养”和“教养”，继而为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首要的问题在于将隐匿在其哲学著作中的观点、分散在论辩中的思想等加以逻辑地整合，以体系化和原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概括起来，恩格斯晚年主要从三个方面作出了探索。一是在内容上将隐匿在马克思不同文本中的思想加以逻辑地整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体性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建了一个适合在民众中宣传的体系化和原理化的理论体系。二是在形式上将马克思的一些论著中存在的“不必要的外来语”进行“口头的阐释”，将体现在马克思的“纯学术性的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加以概括和凝练并转化为适合“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思想理论。例如，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使民众更为直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这奠定了其哲学大众化根基。三是在理论来源上系统剖析了马克思哲学诞生的时代境遇和思想根源，尤其是梳理马克思（主要是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思想关系，以便让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真实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诞生的历史处境和思想来源，在比较分析中理解和掌握其思想的精髓和特质。例如，恩格斯再次确认唯物史观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所拥有的巨大的历史感，自觉或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

　　显而易见的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体系化和原理化工作，使得散落在不同著作中、以论辩形式出现的思想观点以及相对抽象的哲学术语、理论命题以体系和原理的形式呈现出来，为其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之中的传播做了前提性的准备，也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探索提供了思想武器。

　　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重在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转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思想武器，但事实情况是，作为“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马克思及其哲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受到来自各方的打压和误读，在其逝世后这一状况变得更为糟糕。因此，要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化，恩格斯晚年所要做的就是，直面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恶毒攻击和混淆视听的误读，坚决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恩格斯晚年主要从两个方面捍卫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一是积极应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和抹黑，强调其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例如，当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并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时候，恩格斯作出坚决回击，对“经济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全面反驳，从而深刻阐释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又如，当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其信徒妄图指责“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叫嚣着“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了马克思的秘密源泉”时，恩格斯明确指出，直到1859年前后，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并由此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实则是从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当然，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二是补充和完善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作为其核心要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其更具真理性和科学性。在此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实质性推进。例如，恩格斯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更体现为强调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同时，恩格斯晚年也对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探索，如“动机与结果的关系问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伟大人物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历史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和“历史发展的合力”等问题，这些不仅使“经济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陷入破产的境地，更使唯物史观经得起历史考验，让“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方法论原则深入人心。

　　事实证明，恩格斯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的情况下，恩格斯扭转了时局并使得共产主义世界观“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即在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