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指出：“希望云南正确认识和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对云南在全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云南在全国发展战略中独特的区位优势进行了着重强调，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事实上，从地理空间和产业空间的区位特征着眼社会发展，以生产力创新发展和生产关系现代化转型来破解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这里蕴含了一个深刻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载体。城市哲学，顾名思义即一门研究城市产生、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的理论范式。在马克思看来，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集区域。城市化，则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由进程。城市发展内在规律问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题之一。这一论题贯穿于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之中，涵盖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分工、所有制形态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是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经典呈现。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城市哲学对云南破解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土面积城镇化率大幅提高；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增长；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大为改善；以“滇中城市群”为代表的新型城市产业集群主体形态初步显现；城镇人口就业、教育、卫生等现代城市综合支撑体系和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农业现代转型和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定居稳步推进。 同时也应看到，云南城镇化发展格局依然存在亟待补齐的短板，全省城镇化发展依然面临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何更好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破解云南城镇化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理论中寻找答案。

　　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为引领，就是要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这一核心问题，以生产力创新发展和生产关系现代转型破解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马克思认为，现实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作为复杂生产活动的社会分工的出现，则直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社会分工的最早成果，便是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伴随分工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交往关系逐步被以生产关系为纽带的交往关系所取代，城市和农村自此步入各自不同的发展轨道。如果说城市表现为生产活动的聚集和联系，那么农村则意味着分散和孤立。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形态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不同的社会分工体系。就现代社会而言，城市的生产聚集性特征及其分工复杂性特征，显然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创新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现代转型。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只有更好地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更好地融入整个国家乃至世界市场的分工体系，才能真正破解发展过程中因地理区位限制导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云南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症结在于由区位限制带来的分工局限，全省产业体系尚未完全融入国家乃至全球分工体系。因此，实践上应当更加坚定以“发展”作为全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此，云南一要坚持“创新发展”之路，更加坚定以产业创新发展作为依托，通过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培育壮大来带动城镇化高水平发展；二要坚持“规律发展”之路，正确处理好产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立足省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更加敬畏经济规律、产业规律和市场规律，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三要坚持“制度发展”之路，切实履行政府制定的长远规划，完善产业政策，提供更为高效的公共服务，营造更为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形成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为本，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和谐发展的良好发展态势。

　　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为引领，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这一初心，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衡量现代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在马克思的城市发展理论中，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消灭分工、消除对立等城市发展历史现象与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固然受制于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关系，尤其在现代工业体系下。但另一方面，自由解放事业又只能在对复杂社会分工和交往方式的积极扬弃中去加以实现。换言之，只有在城市这样一种复杂的生产和交往关系中，人类才可以走出封闭与孤立的自我困境。这个过程，既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又是一场现实的运动。

　　破解云南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统筹协调，优化布局，大胆打破城乡传统界限，做到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使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此，云南一要坚持“协调发展”之路，根据全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布局，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为依托，科学规划和建设城市集群，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合理设定城镇边界，合理优化城镇空间，使城乡空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要坚持“绿色发展”之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城市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三要坚持“文化发展”之路，更加重视文化传承，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风貌，在城镇化建设中彰显历史文脉，体现区域特色，提倡丰富多彩，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色的美丽城镇。

　　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为引领，就是要立足城市的现代性特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多个方面统筹协调，系统施策，提高城市发展内在质量，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水平。以高质量高效率的综合治理方式，破解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马克思认为，现代城市不仅是一系列物质形态的分布和组合，更是特定区域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生活与意识形态的流动与聚集。除经济要素外，现代城市发展路径与特定政治制度、社会环境、文化形态息息相关。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现象，只是表明一个社会现代转型的空间形态变迁，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全面现代转型。工业化同样如此，它同城市化一道共同构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动力，但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不能代表现代化的全部内涵，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破解云南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应当始终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全局的高度着眼统筹协调城镇化建设中的各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抓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此，云南一要坚持“改革发展”之路，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中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创新建设资金来源机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住房制度改革，加强环境法治建设，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法律和制度支撑；二要坚持“现代发展”之路，更加注重人的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相统一，通过产业创新发展和制度建设，促进城乡人口顺畅流动，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进程，不断提升人口综合素质，从制度上保障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资源配置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三要坚持“长远发展”之路，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长远规划，避免朝令夕改，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综合推进全省城镇化建设。

　　综上所述，推动城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面向世界未来发展的基础上审时度势、着眼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城镇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使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民生工程。在云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历史节点上，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为引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破解云南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在理论上有据可依，在实践上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 李建宏）  

　　​作者 马 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0年第8期《社会主义论坛》“专题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