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成功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明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无论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它们之所以表现出显著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而“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产物，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飞跃，其本身就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最好证明。

　　中国道路的成功，在现实性上是与中国人民的勤奋劳动、创造性工作，与各级领导干部忘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与党和政府实事求是适时制定政策分不开。然而，除了这些现实的原因之外，从长时段或深层次的意义上，中国道路有更深的制度性原因。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说明中国人民为什么愿意这样持续奋斗；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保持政策的顺利实施和不断完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历史性的成功呢？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性的“奇迹”，而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的合理结果。中国道路是独特的，又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有许许多多的制度性支撑，笔者仅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及其功能来说明。

　　显而易见，中国道路具有特殊的文明和民族特征。中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深层文化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建立在某种单一实体性的“始基”“本源”或单一的“神”之上的。在西方，作为绝对的基础或创造者，真理是巴门尼德式的“一”，没有给讨论留下协商的空间。中国古代（如商朝）也曾经有“帝”和“天”的存在，但是在中国，“天”也好，“帝”也罢，并不是万能的创造者和支配者。

　　中国共产党认为权力的基础和起点不再是“天”，而是“人民”。或者说，人民已经占居了“天”的逻辑位置。现在的系统是“民视自我天视，民听自我天听。”即政府必须根据人民的意愿而行政。人民的需要是政府行政的起点，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可以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衡量和评价政府行政的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全过程的民主”的论断，准确表达了中国人民民主的实质和追求。

　　从民主的主体上说，中国的民主是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而且人人都有享有依法行使权力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的民主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

　　从民主的范围上说，中国的民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还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选举时的民主，还有微观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可以说中国人民在工作岗位上充分享有民主。

　　从民主的环节上讲，中国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中国出台任何政策，都要经过反复论证，而且往往还在局部做试验，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群众反应如何，这样才能逐步推开。这反映出我国的全过程民主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性安排，正是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首先，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道路是亿万中国人民齐心合力奋斗出来的。中国的成功不是其他人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所依靠的是“行动着的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民齐者强”“上下同欲者胜”。人民群众为什么愿意奋斗？因为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其次，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中国人过去就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亿万群众的智慧当然是非常可观的智慧海洋。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时候，不仅有许多的新点子出现，而且还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即使有失误也能够及时修正。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施展。

　　第三，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党恶斗式的对抗性竞争，从而能够实现选贤任能和事业的连续性。这与西方的政党之间的恶斗形成明显的对照，西式民主的劣质化日益明显，最明显的就是基于利益集团的党派恶斗；他们不问是非，只是攫取权力和利益分配。西式民主是非此即彼的，而中国的民主是在所有选项中选择最佳的方案。西式民主让不同的党派相互对立，为攫取权力而相互掣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在于共同出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选择领导人时亦是如此，西方是按党派，而中国是在协商过程中选择最有经验和能力的人。因此，西班牙的比埃托·鲁维多在《阿贝赛报》撰文指出：“任人唯贤的制度使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到执政党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

　　最后，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即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社会治理从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所有相关主体通过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过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文明，继而实现国家的发展繁荣富强。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不断完善。

　　总之，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都是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的产物。中国道路的成功足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中国制度是适合中国实际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社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推陈出新、稳中有进，才能使全社会在保持秩序井然的同时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责任编辑 王大林）  

　　​作者 韩 震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教授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12期“特别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