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计划，结合当前全省党史工作实际和省委领导的要求，2019年7月，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组前往昭通市、威信县对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经过威信扎西情况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期间，调研组与昭通市党史研究室、昭通学院的专家进行了座谈，前往扎西会议遗址和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场聆听了当地79岁陈天才、64岁郑绍录两位老人讲述当年红军经过的情况。通过对收集的近15万字的史实材料整理、分析和研判，调研组对扎西会议的历史原貌进行了复原，对扎西会议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归纳，对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打造中国革命胜利起点的红色历史文化名片构想。

扎西会议基本情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各路红军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相继转战会师于陕北，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分别转战云南。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于1935年2月4日至14日集结扎西。中共中央于2月5日至9日，先后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水田寨花房子——政治局常委会。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讨论确定了中央苏区的战略问题与组织领导问题；讨论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决定在渡江不可能时，“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大河滩庄子上——政治局会议。1935年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威信县大河滩庄子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审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由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赴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扎西镇江西会馆——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威信县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审定《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确定对中央红军进行缩编；决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问题作出指示。

扎西会议的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挽救了危急关头的党和红军，但随后的土城战役并没能让中央红军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局。在这艰难时刻，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中央红军集结于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威信扎西，以寻求新的战略机动，并在威信境内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它解决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缩编中央红军、确定新的战略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从此中国革命一步步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完成了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交接，形成了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进而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彻底结束了博古为期三年多的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同时也终结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使遵义会议未解决的组织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部署了全国苏区和红军的组织领导与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会议上两次讨论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地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组织领导问题，并作出指示。一方面传达《决议》和扎西会议精神，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从实际出发，实现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重新明确中央分局及红二、六军团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建立起新的中央领导同各苏区与红军之间的关系，为全党全军集中统一提供了组织保证。全国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结束了中共中央自长征以来对各苏区与红军既不部署总方针又不作任何指示的领导中枢失灵的局面。

及时调整了北渡长江的战略决定。遵义会议上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继而转入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中央红军进入威信后，面对各路敌军步步紧逼的态势，原定北渡长江计划若不改变，势必在滇川边遇到强敌的阻力，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毅然决定暂缓执行遵义会议的战略方向，作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确定在云贵川三省创建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决定，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集结，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以寻求新的战略机动。

传达会议精神，在关键时刻统一了思想、鼓舞了斗志。按照扎西会议的部署，张闻天首次向军委纵队党员干部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提出“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毛泽东、陈云向军团和中央纵队传达《决议》和扎西会议精神。周恩来给刚成立的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干部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通过各方面的传达贯彻，统一了红军指战员思想，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广大红军指战员也逐步消除了疑虑和不满情绪，精神振奋起来，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确立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军事总路线。大河滩庄子上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决议》，这是党内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指出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与实施突围问题上“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议》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思想，提高红军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实行精简缩编，红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得以大幅提升。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定《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后予以发布，开始精简缩编。中央红军原10个师 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中央纵队和国家机关甩掉笨重物资和装备，减轻了负担；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到连队和基层，提高了机动作战能力。红军精干了队伍，精简了辎重，改变了“搬家式”的行动，为快速行军、灵活机动、连续作战、在运动战中调动和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部队精简缩编的同时，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多人，补充革命力量，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争取了战略主动权。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土城战役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打破川军的围追堵截，川军和滇军正对中央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会议认为，由于红军北上，西进渡江，造成敌人的错觉，把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一带，使得黔北兵力空虚。提出不能同敌人在扎西地域决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而要避实击虚，杀回马枪，争取战略主动。因此决定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的侧击，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义，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击。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缩编后，抓住战机，攻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开创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新局面。

创建三省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扎西会议决定，在全军中抽调100多名干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等武装部队共400余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特委和纵队诞生后，同地方党组织早先成立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南六游击队和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时留下的黔北游击队等先后合编，后又发展川南、贵州、云南三支游击支队，不断发动群众，联合地方武装，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域开辟新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掩护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移。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十多年的游击战争，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