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就知道红糖的来历——从甘蔗到糖块的所有故事。美好的故事在广袤的田野上年复一年地发生着。

那时候我常独自蹲在田埂上玩耍，研究各种花的结构。我知道甘蔗是怎么生出来的。播种甘蔗并非像麦子、稻谷那样迎风播撒种子，而是这样的：牛拉着犁铧在前边走，身后犁出一道沟。农民执着一根甘蔗，边走边砍。砍下的小截儿准确地掉泥沟里。牛在犁下一趟沟时，翻起来的泥土刚好盖住原先这道沟。真是自动化呀！不久，褐色的土地上就会冒出小苗，形成巨大的阵营。大人们分散在田间薅草，大声讲话，还有人唱调子。

甘蔗的行列逐渐壮大。肉眼根本就看不出它们是怎么长大的。每一株甘蔗都像一个兵，叶子就是利剑，完全可以割破人的喉咙。铺天盖地的甘蔗兵排列在空旷的原野，利剑交错连成一片，无比壮观。大风掀动，发出轰鸣，越听越像黄河大合唱。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子，他听到的甘蔗森林就是什么样子。甘蔗开花很像芦苇。我只见过一次甘蔗开花。老祖母说，不是旱到极点，甘蔗是不会开花的。我在童年时代就开了这个眼界，还真不容易。

田野的荒地上，大人们在打土坯，砌一溜很长的灶，支起七八口大铁锅。一旁有木桩和金鸡纳树枝搭成的窝棚。这就是说，榨季要开始了。太阳高高兴兴地照着。甘蔗和作燃料用的灌木枝叶源源不断地运来，堆成两座小山。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香气。柴油机叭嗒叭嗒地响着。管榨机的师傅一根接一根地掭甘蔗。甘蔗水像小河，从机槽里流出来，淌满大缸。几个壮小伙光着上半身，拎着桶吆喝，一路小跑，把甘蔗水运到糖锅里去。我在一旁羡慕。凡是大人我都羡慕。那时我拼命地想长大，想做大人才能做的事情。缸边那位舀了半瓢甘蔗水给我。我发现甘蔗水并不怎么好喝。还不如手握一截甘蔗亲自嚼。甘蔗被牙齿碾轧，出水，同时嘶嘶地吸，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曾因吸的力度过大，被母亲笑话说：“后颈窝都要吸通了。”

7口糖锅云腾雾绕。越往里的那口锅，糖水越稠。熬糖师满头是汗，执着大瓢——瓢柄足有一丈长。他就用这瓢来调度各锅的糖汁，掌握着它的老嫩。颜色偏黄，那就是嫩了；颜色偏红，那就是煮老了。老嫩就在火候、调度和师傅的一念间。空气里香喷喷的。没有嗅过的人永远不知道熬制红糖的香味有多美妙。大地和阳光的养分全酿在里边了。让人无论如何也要找一根小棍子挑起糖汁吃一口。我以我诚实的童年发誓：这种稀糖吃起来远没有闻着香。熬糖师把沸腾的稀糖舀进巨大的木桶。桶有嘴巴，如同壶嘴。我想象它是一只巨大的茶壶。两个壮汉小心地抬着这把大壶“斟茶”。茶杯就是星星般密布地面的糖模子。

比较有浪漫情怀的熬糖师会腾出功夫来做糖菩萨、糖狮子。而这些浪漫师傅中最浪漫的那位，才会做糖斑鸠。因为做糖斑鸠是要费些工夫。得事先用竹篾编一个鸟骨架，连着个长长的提篮把手。师傅拎着这把手，放进糖桶里浸一下，提起来晾一阵，再浸，再晾，一层一层包裹下来，一只肥胖笨拙的糖斑鸠在甜蜜中诞生。它同糖狮子、糖菩萨一样，是摆设物。人们买去干啥呢？放在桌子上玩赏一段时间，而后切碎了做包子？或者把糖斑鸠挂在墙上，人睡觉的时候看着它，半夜饿醒了爬起来啃一口？

榨坊的远处，地面密布着长方形的窖坑。甘蔗渣被填进坑里，擂得结结实实的，日夜发酵。发酵的甘蔗渣蒸出来的酒是当地的“茅台”。我那时听父亲讲“茅台酒”，还以为是“茅塘酒”。所谓茅塘，即茅坑是也。也就是厕所粪坑。这令我诧异。比听到广播里说“刚才水火油响，北京时间八点整”还要诧异。后来我于回忆中顿悟，“刚才水火油响”其实是“刚才最后一响”、茅塘酒其实是茅台酒。这时我已经长大了。各地已经完成包产到户。生产队已经成为历史。广袤的田野由众多“责任田”构成。以前，集体开展生产，大家分散在田间，弯腰、低头、薅草、谈笑、唱调子，这样的劳动场面再也看不到了。农忙不再是从前的农忙，而是各忙各的了。

多年以后，故乡的榨坊已经不见，但市场上红糖仍然不少。家乡的糖市，街道两边停了很多农用车，都把车尾朝着人。车厢篷布半遮着成垛的红糖。也有用竹篮子盛了，摆在街道上卖的。我没有找到一尊糖菩萨和糖狮子，更别说糖斑鸠了。母亲告诉我，这些年各个村都有熬糖的专业户。农民种出甘蔗，要么卖给私人熬红糖，要么卖给国家造白糖。我说，我曾在城里小卖部见过一种白里透黄的玩意儿，卖主说是红糖。母亲说，其实那是用白糖做出来的假红糖，连糖块上的颗粒状结晶都看得出来。我说，甘蔗生了两个孩子，白糖是女，红糖是男。

（责任编辑 杨文江）

作者 马瑞翎 云南能源投资集团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6期“视点•读书•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