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南联大遭受政治高压。这一时期，冬青文艺社采取“在内收敛，向外发展”的活动方针。1941年初，冬青文艺社把活动转向校外，与报纸联系办专刊，首先是在《贵州日报》创办《冬青》诗刊。

　　《贵州日报》原名《革命日报》，有综合性副刊《革命军》。冬青社联系时，《革命日报》已改名《贵州日报》，但《革命军》副刊仍然保留，所以，1941年3月17日《冬青》诗刊发刊时，叫《革命军诗刊》。可能是由于《革命军》副刊诗稿的积累，第一期上没有西南联大的作品。接着出了两份“第二期”，4月25日出刊的第二期上没有西南联大的作品，6月9日出刊的第二期，刊头上标明“昆明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集稿”。这一期上，西南联大的作品有冯至的《十四行一首》、卞之琳的《译奥登诗一首》、杜运燮的《风景》、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第三期于7月21日出刊，这一期全是西南联大的作品，有冯至的《十四行一首》、闻家驷的《错误的印象》（译魏伦诗一首）、穆旦的《五月》、杜运燮的《我们打赢仗回来》、刘北汜的《消息》。第四期于1941年9月12日出刊，其中西南联大的作品仅有杜运燮的《十四行二首》，且未标明“冬青文艺社集稿”字样。第五期于10月6日出刊，西南联大的作品有冯至的《有加利树》、穆旦的《我向自己说》、辛代的《夜行的歌者》。第六期于11月27日出刊，西南联大作品有穆旦的《潮汐——给运燮》、杜运燮的《天空的说教》、闻家驷的《祭女诗》（译雨果诗一首）。第七期于1942年1月26日出刊，没有西南联大的作品。第八期于2月27日出刊，西南联大的作品有李广田的《光尘》、穆旦的《伤害》、杜运燮的《诗二首》、刘北汜的《幸福》、罗寄一的《角度之一》《黄昏》。第九期于5月26日出刊，西南联大的作品有罗寄一的《犯罪》、穆旦的《春》、杜运燮的《机械士——机场通讯一》、冯至和卞之琳译的《里尔克诗两首》。第10期于7月13日出刊，西南联大的作品有冯至的《译盖欧尔格诗一首》、穆旦的《黄昏》、刘北汜的《旷地》、罗寄一的《月·火车》、杜运燮的《在一个乡下的无线电台里》。第11期于8月30日出刊，西南联大的作品有黎地的《华伦先生》、刘北汜的《水边》、杜运燮的《向往》，这一期的刊头改为“冬青”。正是《冬青》刊名问世的这一期末尾，刊登了《联大冬青文社启事》：“冬青文社诗刊出刊到这一期为止，已整整有了十期，我们很感激报馆方面给我们的帮助，同时也想在这里暂时做一个结束。我们有筹出《冬青诗刊》的意思……”一亮出招牌就宣告“结束”，这或许是现代文学刊物中的一个特例，所以应算冬青社的一个奇异之处。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首先，《革命军诗刊—冬青》的负责人是刘北汜。由于“冬青文艺社集稿”的诗刊包括部分《革命军诗刊》和《冬青》，所以用《革命军诗刊—冬青》作为冬青社在《贵州日报》上所办诗刊的名称，这比使用仅出现过一期的“冬青”之名来称呼更符合实际。刘北汜不仅是联系人，而且是“集稿”人，负责组稿、选稿并初步编辑。当然，排版、校对是报馆的事。其次，《革命军诗刊—冬青》是开放的。诗刊上除发表西南联大老师的诗作外，还发表了许多校外诗人如林庚、金克木、孙望、贾芝、雷石榆、蒲柳芳、张煌、上官柳、杨刚、谢文通、李白凤、黑子、令狐令德、腾刚、梁止舟、施蛰存、陈占元等人的诗。再次，《革命军诗刊—冬青》是一份高质量的刊物。上面发表的校外诗人的诗，如汪铭竹的《纪德与碟》、金克木的《诗二首》、杨刚的《清道》，以及林咏泉的《我们在筑胜利台》等都是著名的诗歌。社员的诗歌中较为成功的，有穆旦的《春》《五月》，杜运燮的《机械士》《我们打赢仗回来》，罗寄一的《角度之一》等。西南联大的诗歌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冯至的《十四行》诗，最初就发表在《革命军诗刊—冬青》上。最后，《革命军诗刊—冬青》是冬青社首次向外公开的大型活动。诗刊首次向文学界打出了“冬青文艺社”的招牌，并随报纸传向更宽的范围。又由于诗刊上的作品质量上乘，展现了冬青社的创作实力，在文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关于“筹出《冬青诗刊》”之事，杜运燮说：“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敌机对昆明的空袭加剧，在昆明印刷有困难，才未能实现。”（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5页）《冬青诗刊》没有办成，却办成了另外两份刊物，即《文聚》和《中南文艺》副刊。

　　1941年10月，疏散到昆明郊区的林伦元回校复学，与冬青社的一批骨干马尔俄、穆旦、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等商量筹办杂志，大家积极支持。接着他又向一些老师约稿，得到应诺和鼓励。于是，1942年2月，纯文学杂志《文聚》问世。创刊号上刊登的作品全是冬青社社员和老师的创作。从第二期开始，作者逐步扩大到校外，但直至最后一期，每一期上冬青社及西南联大的作品都占多数。因此，可以说《文聚》是冬青社开辟的另一块阵地。但冬青社和文聚社的关系颇为复杂，需另文论述。在此要强调的是，文聚社和冬青社是一脉相承的，至少应当把文聚社看作是从冬青社发展出去的一个社团，且两者保持着密切联系。

　　1943年5月，刘北汜接编《中南报》的副刊。《中南报》创刊于1943年3月，是周三刊四开小报，第四版为文艺副刊《火炬》，后改名《南风》，两个名称均与其他报纸副刊重名。刘北汜接编后，定名为《中南文艺》。5月7日，《中南文艺》第一期出刊，刊出李广田的论文《论目前的文艺刊物》、刘北汜的散文《小花·光热》、佚名译《奥登随感诗五首》等。5月14日，第二期刊出李广田的论文《论文章分类》、穆旦译泰戈尔的散文诗《献歌》、祖文的诗《那些日子》。5月21日，第三期上有辛代的散文《旅人手记》、黄丽生的散文《欲望》、魏荒弩译捷克作家达耶夫斯基的散文《逢》。5月28日，第四期刊出李广田的散文《青石》、杜运燮的诗《星子·金字塔》。从以上几期的文章作者来看，它继承了《冬青》诗刊的方针，立足于冬青社及西南联大，也采用校外的稿子；从文章体裁看，它以散文和诗歌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它注重发表文学论文。《中南文艺》虽未标出“冬青文艺社”之名，但具有冬青社刊物之实。

　　冬青社除与报纸合作或自己办刊外，在云南省内外的报刊上都发表过作品，且数量颇多。

　　冬青社还经常举办与文学有关的小型聚会，地点多在金鸡巷4号。1941年初，刘北汜、萧荻、萧珊等冬青社社员搬到这里居住，“这个住所，也就成了一部分冬青文艺社社员经常碰头的地方”（刘北汜：《四十年间》，《百花洲》，1983年第二期）。萧荻也记载：“冬青社的同学也常在这里集会”（《最初的黎明》（自印），2005年8月，第12页）。1941年7月，巴金到昆明也住在这里。刘北汜回忆：“听说巴金来了，不少朋友都到金鸡巷来看他。有的我不认识，或没遇到，我遇到的，记得的有沈从文夫妇、卞之琳、金克木、庄重、方敬、赵瑞蕻和杨苡夫妇以及开明书店的卢先生。联大冬青文艺社的杜运燮、马西林、田堃、巫宁坤等也都来过。”（刘北汜：《四十年间》）

　　通过这些文字，可以想见当时金鸡巷4号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情景。

　　冬青社还请巴金座谈过一次。杜运燮回忆：“冬青社通过萧珊，请巴金和我们开过一次座谈会。为了尊重巴金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人不多。”（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第326页）

　　关于金鸡巷4号的座谈或小型集会情形，汪曾祺在散文中有两处生动的“回放”：“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汪曾祺还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小说家笔下的情景充满了生活气息。

　　这一时期，从叙永分校回来的一些爱好写作的同学李金锡、唐振湘等加入了冬青社，李广田被聘为导师，所以，冬青社的刊物上有李广田的作品，集会上有李广田的演讲。经常和李广田联系的人是刘北汜。冬青社虽然不在学校举行大的活动，但力量更壮大了。

　　1942年，大约可以称为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座年”。而在“学术年”之前的1941年秋，冬青社曾请老舍作过一次演讲。老舍应罗常培之邀从重庆到昆明，同时也是为了促进云南抗战文艺工作，冬青社借机请他作了一次关于写作的演讲，地点在新校舍一间大教室里。像这样的学术演讲，冬青社还举行过几次，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等老师都讲过。关于卞之琳的演讲，杜运燮记得清楚：“他的讲题是‘读书与写诗’，是由我记录的，发表在1942年2月20日香港《大公报》上。那次演讲会在昆中南院‘南天一柱’大教室举行，听众很多，我介绍时特别指出，卞之琳不仅是知名的诗人，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前不久刚从解放区回来，并发表过在那里写的新作《慰劳信集》。”（《白发飘霜忆“冬青”》）

　　因为形势原因，冬青社在校内公开举办的学术讲座并不多。这时期冬青社的主要活动是创作和办刊，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这时期冬青社的作品最为丰富和优秀，创办专刊更是这时期独有的。社员埋头写作，专心经营刊物，以多发作品为追求，所以成绩显著，例如穆旦、杜运燮的诗，刘北汜、田堃的散文，卢静、汪曾祺的小说，都是较为突出的。冬青社这一时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不仅保持了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力量，而且保持了西南联大学生的进步力量。所以，冬青社的中期活动及其成就，无论对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还是对于西南联大的历史构成，都是很重要的。

　　（责任编辑 郭笑笙）  

　　作者 李光荣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5期“发现•求证•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