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南荒文艺社逐渐停止活动的时候，另一个文学社团——冬青文艺社诞生了。

冬青社携一股旋风，搅动了西南联大校园，新校舍的文学活动从此更加活跃了。而当冬青社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之时，西南联大遭受了“皖南事变”后的政治高压，冬青社于是采用南荒社的办法，把活动转向校外，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亦随之冷清。当政治形势好转后，冬青社又在校内恢复活动，与其他社团一道开创了西南联大生机勃勃的文学局面。

冬青社的这种活动轨迹，几乎与西南联大的政治生活同步。因此，弄清了冬青社的历史，就明白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历史乃至文化生活的大致面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说：“冬青文艺社，是联大文艺社团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34-335页）除历史久、影响大之外，冬青社恐怕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中最具有包容性的社团。在组织上，冬青社吸纳了多个文学社团而不断壮大；在创作上，冬青社兼备各种创作方法和风格而丰富多彩。冬青社在诗歌、小说、散文方面的贡献不小，其他还有杂文和评论。这些作品以抗战文学的独特风貌出现在历史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百花园增添了奇花异卉。

上述几个方面，决定了冬青社在西南联大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一般论者眼里，冬青社几乎是西南联大的代表社团，因而时常被有关西南联大的论文提及。

近20年来，随着中国新诗派被广泛评价，穆旦、汪曾祺等西南联大作家的地位得到肯定，西南联大文学于是被学术界逐渐关注，冬青社也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为更多的读者了解。但是，冬青社的一些历史细节并不清晰。迄今为止，关于冬青社的专文只有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忆冬青文艺社》两文（实为一文的两种表述）。作为冬青社的骨干，杜运燮的回忆文章当然是最具权威性的珍贵材料。但年代久远，这两篇文章对一些问题记忆不清，一些地方谈得不够细致等，都是在所难免的。本文在描述冬青社历史的过程中，将对一些不清楚和未确定的史事进行辨析考证。结论正确与否，切望方家指正。

冬青社是由综合性社团群社的文艺股独立而成的。成立会召开时，窗外一排冬青树在隆冬时节迎风斗寒、翠绿挺拔，大家一致同意以“冬青文社”命名，又称“冬青文艺社”。冬青社最初的成员有林元、杜运燮、刘北汜、汪曾祺、萧荻、马健武、刘博禹、萧珊、张定华、巫宁坤、穆旦、卢静、马尔俄、鲁马等。由林元、吴宏聪、辛代、吴燕晖等人组成的边风文艺社停止活动，集体加入冬青社。关于冬青社的领导人，只有杜运燮在一封信中说：“当时林抡元和我作为公开的冬青社负责人”（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他们作为负责人似乎不是选举产生的，可知冬青社没有设立领导机构。在当时的活动中，出力最多因而也可以称为核心人物的是林元、刘北汜、杜运燮等人。冬青社成立后，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先生为导师，后来增加了李广田先生。

关于冬青社的成立时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337页说是“1940年初”，第387页又说是“1940年9月”，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闻一多年谱长编》作“1940年12月”；另有《记冬青社》一文认为：“有联大就有‘冬青’”，这显然有误，不过，作者在下文作了修正：“在群社里，有一群爱好文艺的同学为着展开集体的文艺活动，就组织了冬青社”（公唐：《联大八年·记冬青社》，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132页），但此文没有说出“组织”冬青社的具体时间。《联大八年》第50页在《八年来的文艺活动》中又说：“冬青社，二十九年三月成立”，这个时间为1940年3月，不但与上文的说法不同，3月这个季节还与社名“冬青”不符，不可采信。笔者根据群社的历史和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一文，认定冬青社的成立时间是1940年初。

冬青社成立后，主要工作是出版《冬青》壁报。壁报的刊头是吴晓铃老师题写的，刊出地点在新校舍进门右边的围墙上。由于社员创作力旺盛，各类作品越来越多，壁报容纳不下，社里决定编辑手抄本“杂志”。当时刘北汜、萧荻、田堃（稍后进西南联大）等社员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第18舍，遂把编辑部设在那里。编辑部收到稿件后，加以分类编辑，用统一稿纸抄写，加上封面，装订成册，就算“出版”。出版的“杂志”陈列在学校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书架上，供人翻阅。先后出版的杂志有《冬青小说抄》《冬青诗抄》《冬青散文抄》《冬青文抄》四类。此后，《冬青》壁报便只登杂文，遂成“冬青杂文壁报”。《冬青》杂文壁报大约每两周一期，除“皖南事变”后停止过一段时间外，一直贯穿冬青社始终，是冬青社的“机关刊物”。冬青社的其他刊物是《街头诗页》，这是为了配合抗日宣传活动而创办的，张贴在文林街和其他街道的墙上，有时张贴在路旁的大树上。

据公唐的《记冬青社》一文记载：“‘冬青’的影响决不止于启蒙作用和教育街头的民众，它还从事深刻的研究工作用以提高写作的艺术水准。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认为宣传即等于艺术，它抱定文艺并不超然于政治的观点，而唯有艺术水准愈高的作品愈有政治的作用。”这段写于1946年的话涉及冬青社的文艺观，说明冬青社在当时已经较好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冬青社的创作实际来看，冬青社确实是追求用高超的“艺术水准”发挥文学作品“政治作用”的。这种主张使冬青社的创作在抗战文学中保持着较高的艺术品位，而区别于一般流行的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作品。由于确定了这种主张，冬青社才能吸收“不同文艺思想倾向、学习不同写作风格的同学，也联系了不少教师和校外的作家和文艺爱好者”（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页）。冯至后来也说：“冬青社成员的文艺思想并不一致，它却团结了大批联大同学中的文学爱好者。”（冯至：《昆明往事》，《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这就是说，冬青社是以文学思想为基础的结合，而不是以政治态度为标准的组合。因为以文艺思想为组织基础，所以冬青社能够兼容不同文艺思想倾向和写作风格的同学。

除创作和出刊外，冬青社在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多种活动，今天能够确定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类是诗歌朗诵会。朗诵节目的形式多有变化：一种是社员自己朗诵自己的作品，这多半具有切磋技巧的性质；一种是请校外诗作者参加朗诵，如有一次，邀请旅昆诗人雷石榆参加；再一种是用多种语言朗诵，有汉语、英语、法语、俄语等，也有用方言的，如用广东话。这一次，导师冯至和外文系闻家驷、陈嘉教授等参加了，雷石榆也应邀参加了。

第二类是演讲会。杜运燮回忆说：“第一次演讲会是闻一多先生主讲。当时闻先生住在城外龙头村，林元和我专程去邀请他。在那以前，闻先生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为冬青社发表演讲，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出来支持一个进步团体。”杜运燮在给闻黎明的信中又说：“闻先生那天是专程来联大为冬青社作演讲的，我和林抡元到联大新校舍后门去接他。会场设在联大校门内靠右边的一间教室。听讲的除冬青社社员外，还有不少其他慕名而来的听众。”（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龙头村”即龙头街。闻一多原来住在昆明西郊陈家营村（今属昆明市普吉街道），数学家华罗庚在黄土坡的住所被日机炸毁，闻一多主动把陈家营的陋室让出一半给华家。后来闻一多全家搬到昆明东北郊的龙头街司家营村居住。闻一多第一次支持的团体是南湖诗社，若说为社团作专题演讲，这倒是闻一多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第599页）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冬青社第一次演讲的组织情况。《闻一多年谱长编》认为冬青社成立于1940年冬，因此把所引杜运燮的信放在是年12月，这值得商榷。上文说过，冬青社成立于1940年初，此次演讲在冬青社成立不久，大约是1940年春。冬青社此后还举办过多次演讲会，但无具体记载。

第三类是纪念会。例如，冯至《昆明日记》1940年10月19日载：“早上山，晚下山，应冬青文艺社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讲演”（《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关于此次纪念会的情况，目前只见到冯至《昆明往事》的一段话：“我记得那晚的讲演是在联大校舍南区的一个课室，我只谈了些我对鲁迅的认识，没有比较全面地阐述鲁迅的精神。”（《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

通过以上刊物与活动，冬青社在西南联大产生了较大影响，参加者多了起来，田堃、黄丽生、罗寄一、王恩治、张世富等人就是在这期间加入的。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国家政治坠入黑暗，昆明和西南联大遭受高压，群社被迫停止活动，林元、萧荻等较为暴露的左派积极分子疏散出昆明，生气勃勃的校园顿时冷清了下来。在这种形势下，冬青社停止了壁报和手抄本杂志的刊出，把活动转向校外。冬青社的前期于此结束。

冬青社从1940年初成立到1941年初停止校内公开活动，仅为一年，是冬青社三个时期中最短的。这时期冬青社开展的活动，在当时西南联大的社团中是有特色并成绩突出的。陈列于学校图书馆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冬青诗抄》《冬青文抄》，是西南联大独有的手抄本文学杂志。《冬青》杂文壁报的内容和文风在校园林林总总的壁报中独标一格，在校内外享有盛誉。诗歌朗诵会别开生面，演讲会吸引了众多听者，作家纪念会校内独有。正是这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活动，使冬青社成为西南联大早期的一个著名团体。另外，由于作品得到展示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社员创作热情高昂，加上导师的指导和相互间的切磋，创作能力得到锻炼，水平得到提高，为下一个时期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和创办杂志打下了基础。因此，冬青社这个时期的成绩和作用不可忽视。

（责任编辑 郭笑笙）

作者 李光荣 西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4期“发现•求证•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