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民族节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发挥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尚的重要作用。为全面推动云南民族地区农村的移风易俗，应充分利用民族节庆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用民族认同的文化形式助推移风易俗。

在民族节庆中营造移风易俗氛围。移风易俗行动的目的是摒弃或改变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阻碍人民生活幸福的陈旧风俗习惯，但基于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相对稳定，某些遗风陋习不能在文化变迁的自然推动中消失，且群众对自身风俗习惯通常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对其滞后性的认知度相对较低，造成移风易俗行动难以推进。因此，营造一个被群众认同的氛围，才能获得循序渐进的效果。民族节庆周期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有利于移风易俗氛围的营造，营造过程需要注意两方面：其一，“移”什么“风”，“易”什么“俗”。不是所有的民族风俗习惯都是陋习陈规，移风易俗必须是在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肯定的基础上，改变与当下发展不相符的风俗习惯。其二，移风易俗的主导者应是群众，所以利用民族节庆营造氛围应改变“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办节模式，突出“民众主导和参与，政府协助和倡导”，强调民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导权，才有利于移风易俗行动符合民众需求和民族发展。

在民族节庆中明确移风易俗指向。移风易俗的目标是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提升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使精神文明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目前，云南的民族节庆包含着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要素，是民族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选择结果。民族节庆作为文化资本融入现代市场经济后，也遭遇着发展迷途，这个现象从根本上反映的是群众对精神文明的更高需求。为适应这一需求，云南民族节庆的发展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中“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通过继承和创新发展，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增强民众的精神力量，提高民众的文明素质。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移风易俗行动与民族节庆发展的目标一致，移风易俗可依托民族节庆的举办倡导其价值，并在欢乐愉快的节庆娱乐中推动群众对移风易俗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解和接受。

在民族节庆中整合移风易俗制度。云南部分地区在推动移风易俗行动中已经形成一些相关的制度规范，对推动移风易俗起到很好的作用。制度化是移风易俗顺利推进的重要路径，制度制定之初就要符合民意，符合当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因此，需在本民族的文化系统中验证移风易俗制度的可行性。民族节庆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一类，可成为移风易俗制度验证的重要媒介，并在节日的文化交流中整合移风易俗的价值理念。在整合过程中，需侧重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宣传。利用民族节庆的传播功能，加大宣传的力度，让更多群众了解移风易俗的制度规范。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宣传方式，让实施移风易俗工作的各类民间组织参与节庆活动的筹备。二是注重交流。移风易俗制度要在相互交流中获得民族的认知和认同。民族节庆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要将移风易俗制度融入节庆活动，使其成为民族交流的内容之一，进而在交流中不断审视移风易俗的正确导向和标准。

在民族节庆中树立移风易俗典范。改变婚丧活动中大操大办现象是各地移风易俗行动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十里不同俗”的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不能简单地实行“一刀切”，否则将损坏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多样性，伤及民族情感。所以，要因地制宜，通过在民族节庆中开展乡风评议，评选文明村寨、文明家庭、文明个人等活动，树立和宣传典型，达到群体教育和个体改变的良好效果。例如，云南省芒市江东乡评选“最美家庭”“孝道之星”，不仅广泛发动群众选模范、学模范、做模范，而且通过反面典型，让群众引以为戒，自觉摒弃陋习。

在民族节庆中践行移风易俗规范。节庆的文化传承功能及示范效应可扩大移风易俗的影响。一方面，移风易俗的实质不仅是改变铺张浪费和大操大办，最根本的是改变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多数民族节庆在较大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中开展，同时有众多游客参与。所以，大力倡导优良风尚，以正能量推动节庆，实现村民与游客内外共振，才能遏制不良风俗习惯背后的价值观及行为扩散，助推移风易俗常态化、大众化。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时代新乡村新风俗”研究专项课题之“民族节庆助推移风易俗”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子鸥 从永刚）

作者 王晓艳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秦 莹 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2期“新时代新乡村新风俗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