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精神沃土上的花木，它不择时地而生，富贵不一定使之繁茂，贫穷并不会让它萎谢，只要精神的土壤不贫瘠，就有文学之花开放。

　　日本侵略军进犯我北平、天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师生历尽艰辛南集于长沙，又长途跋涉西迁到云南，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组成了名扬天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吃的是“八宝饭”，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鞋袜，却沉浸在知识的兴味中，而内心又时常被痛苦搅动：感时忧世、思亲念友是他们无法消除的隐痛。尽管岳麓山色、南湖风光和翠湖美景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但他们仍然难以彻底“忘忧”。忧痛促进他们对人生、社会、战争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有太多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需要表达，于是他们将其形诸文字，写就文章。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于是乎蔚为壮观。

　　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交流，在于寻求认同者，而交流和“寻求”的现代表现方式之一是发表。对于声名不具、衣食尚愁的学生来说，最便捷的发表方式是出壁报。于是西南联大的壁报大为兴盛。办壁报需要联合同志、组织力量，因而形成社团。西南联大的大部分社团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也有先成立社团，再办壁报或刊物的，但相对较少。

　　西南联大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结束，共计九年。九年间，在学生中先后产生了一百多个社团。以学科而论，这些社团有政治的、法律的、英文的、历史的、物理的、戏剧的、音乐的……也有生活方面的，属于文学的只有十多个，它们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边风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新河文艺社、十二月文艺社等。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学社团成员创作的。但一些不以“文学”（或“文艺”）命名的社团也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有的还成绩显著，影响广泛，如戏剧团体剧艺社。

　　文学社团的另一功能是培养人才。学生社团的育才功能尤其突出，新潮社出了杨振声、傅斯年、顾颉刚等而有地位，湖畔诗社因汪静之、应修人、冯雪峰等而著名，西南联大的学生文学社团亦走出了一批批作家和文学研究家。

　　说穆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诗人，不会有异议，说穆旦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培养出来的诗人，恐怕就有人说“不”了。的确，人才的养成需要各方面的条件，教育居其首位，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环境养育了穆旦的诗人素质，再加穆旦的努力追求，才有穆旦的诗名。但如果我们注意到西南联大文学环境里的社团成分，再考察穆旦在文学社团里的活动情况，就不会说“不”了。其他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出来的作家亦当作如是观。

　　穆旦是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社的“五朝元老”。他参与发起了这五个社团，并在社团中积极工作，出谋划策、参加活动、努力创作，既得到社团的养育，又丰富了社团的成就，可以毫无悬念地说，穆旦在哪个社团，就是哪个社团的创作旗手和代表诗人。我们可以通过社团梳理出穆旦的诗歌道路。在南湖诗社，他带着“湘黔滇旅行”的豪气，感受到南国天地的空阔宏大，胸中充满豪迈刚劲的情愫，表现在诗歌里，就是一种宽广雄阔的浪漫气息。这时，他的诗友林蒲已经开始用现代主义方法处理题材与情感了，他还沉醉在对春的歌咏、美景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之中。离开蒙自进入高原社，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在他的诗作中，但浪漫主义仍然是他的主调。南荒、冬青社时，现代主义占据主位，把他那种复杂、矛盾、紧张、焦灼、痛楚的内心表达出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诗歌成就，成为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因此，穆旦是在文学社团里探索、发展、成熟的，社团给予他的甚多，创新的氛围、师友的鼓励、发表的园地等都是催生诗人的条件，到文聚社，他已走出了自己的诗歌道路，成为独领风骚的诗人，之后他没再参加别的社团了。几经风雨灾难，“文革”后他复出，又把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诗风带给诗坛，引起诗坛的震动。

　　论成才与文学社团的关系，汪曾祺比穆旦更为典型。他是冬青社的首批成员，在社友的鼓励下，一篇篇作品刊登出来，创作动力大增。他初期的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随着课堂所获的增多，他探索各种写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方法并举，无论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都呈现多种风格，成为冬青社的优秀作家。汪曾祺参与发起文聚社前后，创作成绩突飞猛进。由于两社并存，这时的作品分不出哪篇属于冬青社，哪篇属于文聚社。由于他很少参加后期冬青社在校园的活动，可以把他离开西南联大前后的作品归为文聚社。这就出现了这样的轨迹：通过冬青社的培育，到文聚社他已经显示出成熟的气象。他的成熟并非《邂逅》时期突然的飞跃，而是在文聚社时期就实现了的。笔者访问西南联大校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著名作家。1946年他返归故里路过香港时，报纸刊登“年青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所以，汪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培养出来的作家。上世纪70年代末，他把40年代的创作链接起来，捧出《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赢得文学界一片赞誉。

　　作为冬青社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杜运燮付出甚多，收获也很大。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结识了穆旦及王佐良、杨周翰等一帮现代主义诗人。他没有听过燕卜荪的课，难以走近艾略特，却随诗友靠近了奥登，最终成为西南联大诗人中奥登的第一传人。他当然注重现实内容，但在处理题材时，往往采用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增添了冬青社作品的现代主义成分。他的成名作同时又是代表作是提供文聚社的第一首诗歌《滇缅公路》。这时他已从军而暂时离开西南联大，虽然是文聚社的发起人之一但无法参与文聚社的工作。他带着冬青社的诗歌技艺在“飞虎队”和印缅战场创作了现代文学中特有的作品，其中一些刊登在《文聚》上，履行一个社员的职责。当他毕业离开昆明时，已经是一个著名诗人了。纵观他的创作，他的代表作都是在冬青·文聚社时写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他以朦胧诗重出诗坛，刮起一股现代派诗歌的旋风，开拓了新时期诗歌的发展道路。究其实质，这是他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里的素养之释放。

　　新诗社的组织与领导者何达，原先是文艺社的诗歌骨干，他拜闻一多为师，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探索朗诵诗的创作，取得了非凡成绩。新诗社的道路就是他的道路，新诗社的发展就是他的发展。在新诗社之初，他的诗虽然可以朗诵，但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不能贴近大众。新诗社逐步走向朗诵诗创作后，他尽量采用大众语言，自觉创作平易通俗、入耳即懂的诗，在每次诗歌朗诵会上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二·一”运动爆发，他用诗歌发出高亢的呐喊，成为广大群众的代言人，使反动派胆颤，还把那段历史“镌刻”在诗歌史上，是今天了解西南联大反内战民主运动的史料。他还把新诗社的诗风带到北平，推动了上世纪4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朗诵诗运动。他是新诗社的创作旗帜，他的诗是新诗社的招牌。他的诗集《我们开会》代表着上世纪40年代朗诵诗的最高成就，是闻一多朗诵诗观念的最佳体现、朱自清朗诵诗理论的有力证据。何达与新诗社紧密相连：假若没有新诗社，就没有何达的朗诵诗成就，而没有何达朗诵诗的成就，就不能说明西南联大朗诵诗运动的巨大功绩，新诗社的文学地位也会降低许多。新中国成立后，何达定居香港，1979年应邀回大陆参加中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以上几位都是成就一种文体，开一代文风，代表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方面或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西南联大作家，他们一生的事业都跟文学联系在一起，尽管历史与个人的原因使其创作有过中断，但他们始终从事文学创作，且在不同阶段取得巨大成就，是文学史不能不写入的作家。

　　像他们一样或断或续，后来或晚年仍在创作且成绩不菲的作家还有刘北汜、秦泥、于产、巫宁坤、赵瑞蕻、林蒲、叶华、闻山等，他们的主业也许并不是文学，但他们仍坚持业余创作。刘北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人的道路》《山谷》《荒原雨》等作品。秦泥，中国作协会员，发表中篇小说《两对旅伴》、出版诗集《晨歌与晚唱》等。于产，中国作协会员，短篇小说《芙瑞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周公馆》（合作）获第一届蓝盾文学奖。巫宁坤退休后移居美国，创作了许多英文的散文和小说，自传体小说《一滴泪》享誉西方，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等著作。赵瑞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译有《红与黑》《梅里美短篇小说选》等，出版诗集《梅雨潭的新绿》、散文集《离乱弦歌忆旧游》、著作《诗歌与浪漫主义》等。林蒲是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出版《暗草集》《埋沙集》等，被称为“一位默默地耕耘在诗坛上的爱国诗人”（于建一：《我所知道的诗人艾山》，《人物》，1996年第3期）。叶华旅居国外，笔耕不辍，有《叶华诗集》出版。闻山，中国作协会员，诗书画俱佳，散文创作颇丰，有《闻山全集》行世。

　　从事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专家有：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中山大学教授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凤仪，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康伣，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景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袁可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德，河南大学教授李敬亭，美国南方大学教授陈三苏，广西大学教授贺祥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佐良，北京大学教授杨周翰，西南大学教授刘兆吉，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向长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刘治中，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家程应镠，云南师范大学蒙元史专家方龄贵，扬州师范学院地方史、西南联大史专家张源潜等。

　　从事与新闻出版相关工作的专家有：商务印书馆郭良夫、文艺研究杂志社林元、羊城晚报社萧荻、收获杂志社萧珊、中国语言杂志社周定一、香港画家李典、新华社刘晶雯、人民中国杂志社秦泥。

　　还有从事政治工作的王汉斌、彭佩云、马杏垣、田堃、何扬、程法伋、彭国涛、马如瑛、陈盛年、黄平、刘波，甚至还有化学家邹承鲁等。

　　以上所列仅为一鳞半爪，并非统计结果，而且一个人的工作与单位是变化的，可能有多个，将其固化为某个单位、从事某项工作并不科学。前举各例，是为了说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推出了一大批人才，他们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节选自《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李光荣著，中华书局出版2018年版）

　　（责任编辑 沈 艳）

　　作者 李光荣 西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2019年《社会主义论坛》第1期“发现•求证•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