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尚书》书影

撰写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盐津县豆沙关秦代修筑的五尺道遗址 张彤 摄

晋宁重现古滇国历史文化景观的“滇海古渡” 张彤 摄

作者：耿嘉

今年7月23日，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在昆明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云南要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勇于创新、探索经验、走在全国前列，做到生态美、环境美、山水美、城市美、乡村美，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大自然赋予了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的云南，主动扛起这份使命担当，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追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迟从助周克商时开始，云岭高原上的云南美名已受外界关注。到了不断开疆拓土的汉武帝时代，就有人以如椽之笔，专门将云南的非凡正式载入史册。

《尚书》中的远古云南形象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的黎明时刻，周武王姬发率领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和友邦同盟军，在商都郊外的牧野誓师，准备一举拿下商都朝歌。

周武王左手拿着黄色大斧，右手拿着白色旄牛尾，指挥大军，以一句“远劳了，西方的人们”开始，请友邦的国君和办事的大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人们，举起戈，列好盾，竖起矛，共同宣誓讨伐无道的商纣王。在记载这一行动的《尚书》的《周书·牧誓》篇中，周武王特别提到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来自西南地区，周文王时就已经成为周的友邦，其中的髳、微、濮，就是由“元谋人”后裔发展而来的云南部族。

《尚书》最早名为《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保存了自尧舜到夏商周时期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档案文献，至汉代备受尊崇，列为儒学经典，称为《尚书》。《尚书》中的《周书·牧誓》，是周武王姬发率军进攻朝歌前，举行誓师活动留下的档案文献，全文如下：

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据史载，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东进到盟津会诸侯讨论伐商时，“八百诸侯不期而会”。3年后，其势已成的周武王率军进攻商国都城时，入盟者必不少于盟津之会。但是在誓师时，专门点出来自西南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彰显了这些部族在这次总进攻中，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誓词中一再交待攻城行动中，一段时间要停下来整齐一下，或许可以说明远道西来的这八个部族之人，都是长于进攻的勇士，有“如虎、如貔、如熊、如罴”的威武干劲，所以才能“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

这或许可以说是上古历史文献中，首次对远古的云南及其部族的记载，所呈现出来的远古云南，是趋向正义、威武勇猛、助周克商的除暴安良形象。这一气质，在云南后来的历史中，一再发扬光大。

走近云南的辞赋文学大家

代商而立的周，实行的仍然是分封制，但已经形成周王为万邦共主、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因而流传于周之“王畿”，收入《诗经·小雅》的《北山》诗就吟唱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当西南地区的第一个文学家司马相如，奉武帝之命，以中郎将的身份，手持天子特发的旌节，出使沟通云贵川交界的诸多部落、部族王国，劝告他们归附大汉时，心中所奉行的，就是这种大一统的思想。

出生于云南近邻蜀郡成都，精通琴棋书画，名列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第一次离开家乡入朝为官和辞官做梁孝王门客期间，就写出了汉赋的代表作《子虚赋》，以虚拟的楚国使者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设问设答的方式，描述云梦泽的奇观胜景和楚王壮观的狩猎娱乐活动。汉武帝读到这篇赋时，以为是古人作品，大为赞赏，遗憾“不得与此人同时”。得知作者就在自己治下，马上召回了已经返回成都故里，演绎了“琴挑文君”“当垆卖酒”的浪漫连续剧，既赢得美人归，又获赠百名僮仆百万钱，与卓文君在成都“买田宅，为富人”的司马相如。见到喜好词赋的今上武帝，司马相如说《子虚赋》写的不过是“诸侯之事，未足观矣”，“请为天子游猎赋”。很快司马相如就用武帝赐予的“笔札”，写成《上林赋》“奏之天子，天子大悦”，任命为郎官，成为武帝身边的“言语侍从之臣”。也就在此际，具有雄才大略的武帝，把开疆拓土的目光，转向部落部族王国林立的西南夷地区，而生长于西南重地成都、熟悉西南夷情况的司马相如，正好切合武帝的某些需要。

汉王朝称为西南夷的地区，是包括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等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商周之际，西南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助周克商，参与了牧野之战。后来的周景王使曾声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但是这片地区，当时只是由“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的“象胥”加以联络，并未直接掌控。所以尽管后来中原在“礼崩乐坏”后，历经争霸称雄的春秋战国，秦王朝“废封建，置郡县”，楚汉相争，到汉朝建立，建都长安，“文景之治”为中央集权、治理边疆提供基础时，西南夷地区依然是“君长以什数”，云南更是各部族依山林、坝子分置分立。

在司马相如担任郎官，侍从武帝数年后，出于治理南越、交趾、西域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开辟经滇、昆明等部族之地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身毒国（也称天竺，今印度）的通道，武帝派遣中郎将唐蒙，开辟由巴蜀通往夜郎、西僰中（今贵州、云南）的道路。因为唐蒙在征调巴蜀官吏士兵等问题上处理不善，引起当地民众恐慌。武帝就派遣司马相如去问责，同时向地方民众作安慰解释。 司马相如到了当地，写出《喻巴蜀檄》宣传阐释武帝“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的弘大国策，以及作为大汉臣民所应尽的“人臣之道”。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巴蜀地方官和民众的，但其中就秉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说到开辟道路所要通往的云南地方，“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说是夜郎等南夷的君主、滇池一带西僰各部的头领，都向往归顺朝廷，只是因为路途遥远、山河阻隔，无法到朝廷上去效力。 由此可知，在司马相如眼中，当时被视为“蜀西、南外蛮夷”的地方，对中央王朝始终充满向心力。所以当开辟通往西南夷道路进展不顺，受到蜀郡百姓和朝廷重臣非议，认为劳民伤财没有用，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时，司马相如说这些地方“秦时尝通为郡县，到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武帝觉得有理，“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出使南夷作沟通招抚工作。同时“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王然于到达滇池，见到了滇王）。

司马相如为了再向朝野的反对者申明开拓治理西南夷，是“贤君即位”的大汉以“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让天下人心悦诚服所必需的举措，又写出了《难蜀父老书》，针对有人认为西南夷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并存，是仁者也不想用恩德感召、霸者也不想用武力征服的地方，说明贤明的君主即位，必然创立新学说，宣讲大道理，开创新格局，使之成为后代的榜样，而且认为世上还有享受不到王朝恩泽的地方，是一种耻辱。更何况这些地方都向往大汉，埋怨传闻中仁德像大海般深广、恩泽普施万物的当今至仁天子，为什么会遗忘了他们。如今朝廷致力于打开沫水若水上的边关，修筑零山上的通道，就是要在这些地区“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实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

司马迁无以伦比的首创之功

虽然《尚书》中已经有涉及远古云南的档案，虽然近邻成都出生的汉代词赋大家司马相如曾出使到云贵川交界，写下宣扬西南夷地区向往大汉王朝的雄辩美文，但首次以史传巨著向外界完整讲述云南故事的，另有其人。

汉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以所创造的纪传体，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的《太史公书》，就是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在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纪传体史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介绍了自己20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也就是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曾经受命巡视西南夷，到达了昆明国。两年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举国降”，大汉在云南新添益州郡。至此，原先流离于大汉天子恩泽之外的东越、南越、西南夷，才渐次融入大汉王朝。次年（元封三年），司马迁继父职出任太史令。这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事，却成为云南得以进入史册的决定性事件。

当上太史令的司马迁，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太史公书》。自《春秋》搁笔后，因为“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已经400多年没有这样的著作出世。到“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的这一年，华夏大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海内一统”，论著撰写一部弘扬《春秋》传统的宏大史志，成为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必须来完成的使命。或许正是因为司马迁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对滇在推进朝廷开拓经营西南夷的“首善”之功，有切身的认识，而且司马迁在这件大事上既是亲历者，又是直接的参与者，因而在“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时，对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1325字的《西南夷列传》，“滇”字就出现19次，从本传的开头就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至结束时直接出面以“太史公曰”赞叹天佑楚国祖先，六国都亡了，独有楚的后代“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司马迁既对滇赞赏有加，后世以司马迁为榜样的史家，自然一以贯之。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最先向汉使者提出“汉孰与我大”的是滇王，夜郎侯不过是鹦鹉学舌问了同样的问题，后世笑话的却是“夜郎自大”而非“滇王自大”。

司马迁撰写的《西南夷列传》，不仅是历代史传中记述云南历史源流的开山之作，而且还是首篇由史家亲临其地巡视考察并参与、见证当地重大历史事件进程，完美体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写作《史记》意旨的范文。这样的情形和荣耀，在“二十四史”中或许是绝无仅有，从此，滇地“肥饶数千里”，几十个部落、部族长期相安并存，能够让远来的楚国军队“变服，从其俗”，能够在汉使者夸夸其谈中自信地问“汉孰与我大”，又能顺应时势“请置吏入朝”等等，就在史传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名，后来的种种史册，对这段历史只有完全抄转司马迁的著述，或者在引述的基础上作少许修订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