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长城 文/图

《后汉书》所载的古歌“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反映的是汉代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历史，它与当时的哀牢古国有关。

几十年来，云南文物工作者在云南西南部的昌宁县境内，零散收集到一些造型奇特、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靴型铜钺、人面纹铜弯刀、铜盒等，这种造型的青铜器极少见于其他地区。由于只是一些零散的收集，对这批器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难以了解。直到2012年下半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昌宁县的大甸山，抢救性发掘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才大致弄清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的文化性质。

在大甸山墓地，发现了一种墓葬形制极为罕见的斜坡土洞墓，从中出土的铜弯刀（含人面纹弯刀）、铜钺（含靴形铜钺）、铜盒等器物，与保山市境内先前采集的青铜器形制完全相同，可能属于同一种文化性质。此外，还出土有铜钏、铜指护、铜牛角、铜象牙、铜盖、琥珀珠饰等极具特点的其他器物。结合文献资料记载以及墓葬存续时间、所在区域等信息，研究人员将大甸山墓地认定为是哀牢国的遗存。

关于哀牢国的文献记载，散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史籍中，但大多语焉不详，有的记载甚至前后矛盾，使得对哀牢的具体文化面貌仍然不是很清楚。直到大甸山墓地的发掘，才让世人对神秘的哀牢国有了更进一步了解。

人类社会的起源和远古历史，大多有某种神话传说伴随，哀牢的起源也不例外。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等史籍中，可见较早的关于哀牢的记载。其中著名的“九隆神话”，记载了哀牢的起源，“九隆”是哀牢的最早领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根据史料记载判断，哀牢的祖先为“九隆”。有的专家根据哀牢世系推算，认为“九隆至迟肇基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周显王之时”，九隆死后，开始“分置小王”，到著名的柳貌王时期，已经“分置”了77个小王。柳貌，公元1世纪中叶在位，是哀牢国历史上一位关键人物。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柳貌率哀牢主动“内附”汉王朝。随后，汉朝在哀牢地设立了永昌郡。柳貌归汉后七年，哀牢王类牢反叛，汉章帝招募调遣越隽、益州、永昌等地的夷、汉兵九千人进讨。次年春天，邪龙县（今巍山县一带）昆明夷卤承等应募，在博南大破之，类牢被杀，卤承被封为破虏傍邑侯。至此，哀牢国在历史上的存续时间最少五六百年。

现代研究者对哀牢的中心在云南保山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以今保山为中心的永昌郡。自东汉以来，哀牢主要分布于包括今保山、永平、大理、姚安、大姚等地，今四川西南也有部分分布。直至唐代，中原地区仍习惯称姚州（今大姚、姚安等地）为“哀牢旧国”。关于哀牢的疆域，结合史料还是可以划定其大致范围：东南至礼社江与把边江间的哀牢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西至印缅交界的巴特开山，北抵今缅甸与西藏交界处，范围大略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

哀牢人的族属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国内研究者的观点归结起来主要有：濮人说、氐羌说、越人说等，此外前些年国外还有掸泰说。濮人说为我国学者的传统看法，近现代许多民族学家亦多赞同，比如方国瑜先生就认为哀牢属于濮人。持氐羌说的学者认为，“昆明”人是氐羌族群，哀牢是其中的一支，或者说是一支以哀牢自称的“昆明”人。

大甸山墓地发掘以来，特别是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昌宁成立“哀牢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站”后，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哀牢文化遗存考古调勘工作。目前，在保山市境内的昌宁县、隆阳区、腾冲市以及周边的临沧、德宏等地，都采集到一些相类似的青铜器物。经过近些年的研究，哀牢国的神秘面纱正在慢慢揭开。

（作者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  耿嘉  郭笑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