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 鹏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提高，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也更加自信，逐渐跳出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提出有别于西方的创新理论，一系列体现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观点正孕育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初见成效。

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者就意识到，构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重要，并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但当时的理论构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积累不足，中国自身对外交往的经验也不充分。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过长期积累和历史演变，已经在学科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将兴趣主要放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理论上，而对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动力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身份、角色、地位发生变化，需要从大国视野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利益界定、战略规划，并在学术上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据此提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时代课题。

为了构建起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冷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仍然以西方文明为中心来研究国际问题，依据西方经验衡量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国际化进程。一些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视而不见，仍然抱着你输我赢的霸权思维模式，在理论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设置障碍。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和发展目标存在较大反差，开始审视西方理论的学术基础和实践效果，质疑其科学性和适用范围。这样的质疑和反思促使中国学者总结中国经验、探索中国理论，促成了学科新成果的取得。

如今，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构建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一是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中国学者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且能够认识到西方理论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理论，确保中国学派的创新性。二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正确义利观及国家总体安全观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创造性地展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外交实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鲜中国经验。三是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的学术自信不断增强。学者们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借鉴智慧，顺应国际社会对新国际关系理论的期待，立足中国外交实践，力图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来研究阐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突破，逐渐开创研究新局面。

学术贡献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一批厚重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外交实践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国学者通过对一系列理念、方针的阐释，从学理层面对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进行探讨，在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问题上得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意义，展现出中国学派的学术价值，更为国际关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出国家关系理论新框架。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更为频繁，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世界也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作为。而一些西方学者仍然以结盟对抗和干涉思维思考国际关系，认为大国之间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它们以实力为基础并以利益为目标进行竞争，这种观念妨碍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对此，中国学者指出，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将各国视作截然对立的矛盾体，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是认为彼此可以相互依赖、共存共生。中国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一主张顺应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迫切愿望，为破解当下安全与发展难题、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正确思路，也成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石。

提供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突出，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然要让世界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现状无条件接受，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及建构主义这三大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对国际体系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不出有效解决方案。中国学派在经验事实和理论层面对国际关系现状进行了反思，特别是主张消除西方一元价值观、二元对立思维对国际关系实践的负面影响。中国提出改革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主张各方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动各国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立足中国外交实践，中国学者总结国家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治理观，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理论支撑，为增强我国议程设置权、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贡献智慧。

提出中国风格的外交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外交实践的深入广泛开展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新理念新举措新战略，指导中国外交呈现鲜明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中国学派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依据中国理论视角，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作出理论总结。中国学派阐明中国外交所遵循的思维逻辑，明确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积极参与、贡献和改革的良好愿望，把握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阐明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遵循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系统解释各领域各方向对外政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不仅有助于消除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促进中国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也将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发展方向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取得显著成果，但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还存在一定欠缺。今后，中国学派还需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提升理论品质。应致力于形成兼具科学性与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学派总结了中国对外交往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针对国际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今后需要将这些相互关联但又彼此不同的议题整合起来，在相关领域实现核心概念共享与核心问题共通，从而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融合起来，形成系统解读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体系。同时，还需要理顺这些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特别是解决彼此在本体论立场、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上的一致性问题，提高中国学派的理论逻辑自洽性。此外，还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并赋予其现代内涵，突破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在时空与文化上的界限，形成既能科学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扎根外交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现实解释力。中国外交是中国学派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中国学派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外交的关联性，与外交实践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国家的外交需求推动外交理论创新，而外交理论成果又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拓展外交空间提供支持。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与中国学派的内在联系越发紧密。“一带一路”倡议超越西方国际体系的局限，将中国学派对优化国际治理体系的构思具体化；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国际关系中大国争霸逻辑，印证了中国学派提出的大国之间协调相互关系、维持互动过程的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直接为中国学派提供了新的核心概念。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外交与中国学派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进一步加强。

推动交流合作。要努力提升中国学派的国际影响力。建设中国学派，不仅要明确中西方理论的差异，更要理解这种差异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增进彼此理解，促进中西方理论的交流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增强中国学派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从而引领全球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国学者不仅要学会在中西方理论岛之间穿行，更要搭建起中西方理论沟通的桥梁，促进中西方理论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26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