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躬耕中南十七载，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代理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在广西，陶铸同志主持剿匪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培养本地干部，扩大地方武装，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半年内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

在中南地区17年，陶铸同志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广东，为建设祖国南大门宵衣旰食、尽心竭力。作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他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注重发展工业，领导建立了一批工厂企业，奠定了广东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他注重发展农业，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住宅环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重视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医学生到农村一线，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贡献力量。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创办《羊城晚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建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文化设施，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支持他们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年以后，作为中南局主要负责人，陶铸同志用更多精力领导中南五省区工作。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他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生产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很丰富”。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按客观规律办事。196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陶铸同志被指定参加起草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建议。1962年，他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构想。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后中南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重视文化建设，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多次强调“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词，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要进一步繁荣创作，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会演，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四、临危受命，协助周恩来同志苦撑大局

1965年1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宣传和文教等事务。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职，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同志对江青等人搞乱党和国家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负责修订准备提交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坚决主张删除其中关于“黑线”“黑帮专政”等内容，坚持写入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以及军队不搞“四大”等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他按照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主持制定《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为稳定局势，他指示人民日报社组织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等多篇社论，对减轻“文化大革命”给工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稳定经济形势起到重要作用。他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文艺界所谓“歪曲工农兵形象问题”“方向性问题”等，他敢于发表正确意见，甄别澄清了不少认识问题。

在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迫害和打击的情况下，陶铸同志坚持斗争、威武不屈，显示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气节。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致悼词，对陶铸同志一生给予高度评价。